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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豪:科學學學科發展態勢及重點研究領域

發布時間:2019-02-20 發布來源:AG真人在线

盛世豪(浙江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設科技強國。這就需要科學學界能夠爲國家科技政策制定和重大科技決策部署提供更多理論支撐和決策咨詢。經過近40年的發展,當前我國科學學研究正在重新走向繁榮,但仍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危機和困難。本研究在回顧我國科學學學科發展曆程的基礎上,從科學學理論拓展、科學計量學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學興起三個方面分析總結國外科學學系統化、融合化、科學化的發展趨勢。針對科學學研究越來越多“卷入”與社會、公衆及政府關聯的這一現實,進一步就我國科學學作爲獨立學科發展和應當把握的重點領域給出相應建議。

當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技術、生命科學等領域都在孕育重大的革命性突破,科技進步對生活方式、産業轉型,進而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等的作用也越來越直接、越來越顯著。科技創新和知識競爭成爲世界各經濟體、城市以及大企業的核心戰略。特別是,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愈發認識到科技創新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性。2010年英國、德國、歐盟分別發布《科學的世紀:確保未來經濟增長》、《德國2010高技術戰略》和《歐盟2020戰略》,美國則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先後三次修訂國家創新戰略。由此可見,依托科技創新加速經濟發展、提升綜合競爭力成爲全球共識。

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的關鍵時期。經過近40年的發展,科技實力大幅提升,邁進了“跟跑”、“並跑”、“領跑”三跑並存的新階段。可以預見,隨著創新驅動戰略的深入推進,我國在全球創新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與此同時,無論是第三次工業革命還是工業4.0的提法,都預示著當代科學技術體系、結構將發生顯著變化,同樣有關Science2.0、開放科學、E-science的討論也表明科技活動的組織形式、體制機制將呈現出一系列新趨勢。能否有效把握新規律、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對創新型國家的建成至關重要。正如前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先生所指出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科學技術戰線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幾乎都是和科學學的研究工作分不開的”、“幾乎我們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學學界理論上的支持”。新時代科技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都再一次對深化科學學研究、加強學科建設及應用形成了迫切需求。

應該說,我國科學學研究經過40余年發展碩果累累,但也存在著很多不容忽視的危機和困難,如理論研究弱化、對科學本身關注不足、研究方法落後等問題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其能否被認可爲一個獨立學科還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對事關科學學生存發展的一些重要問題開展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在回顧我國科學學學科發展曆程的基礎上,從理論、應用和方法三個維度分析國外科學學發展趨勢,並就當前我國學科建設應把握的若幹重點領域如學科屬性、理論框架、研究對象,以及關鍵問題等給出相應的思考與建議。

1、我國科學學學科發展的階段演進

從20世紀70年代末算起,科學學在我國至今已經走過了近40年,期間經曆了繁榮、沈寂及重振等三個階段,開創了軟科學、科技創新、發展戰略、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等研究領域,孵化孕育和推動了包括管理科學、決策科學、技術論或技術哲學、創新理論、戰路管理、知識管理等許多新興學科的發展,無論是理論、方法還是應用等方面都取得長足的進步。

1.1學科發展的主要階段

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科學春天的到來,全國範圍內掀起了科學學研究熱潮。1979年7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和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社共同發起,第一屆科學學學術研究會在北京舉行。隨後上海科學學研究所、天津科學學研究所、北京科學學研究中心等一批科學學研究機構相繼成立。該時期科學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僅爲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啓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而且相關學者直接參與並推動了國家重大科技政策制定、重大科技決策部署(如國家高新技術産業園區)的實施。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隨著科學學研究拓展到軟科學等更廣泛的領域,意外出現軟科學淹沒科學學的狀況,加上一些學術前輩的逐漸退出,科學學研究呈現低潮,甚至一度沈寂。1995年-2004年間相關研究領域的共詞分析表明,該時期我國科學學理論研究比重大幅度下降,從1995年的27%下降到2004年的12%,與20世紀80年代狀況形成鮮明的對比。1997年6月,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重新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科學學和科學管理”被並入不設二級學科的“管理科學和工程”一級學科中,更是對學科發展帶未較大沖擊。

進入21世紀以後,特別是2005-2006年前後,科學學研究逐步走出低谷,相關研究領域之間交流、借鑒與滲透日益頻繁。胡志剛等認爲我國科學學研究初步形成了理論研究-知識管理、應用研究-技術創新、方法研究-指標體系三個層次,其中應用研究是主要研究層次,企業是主要研究對象、技術創新是主要研究主題。劉則淵等學者指出,科學學研究形成的新進展在深度和廣度上前所未有,出現了內、中到外三大知識群的圈層結構以及一股從科學學邁向科學計量學、科學技術學的強大潮流。在這一階段,技術創新、自主創新以及知識管理等主題成爲重要研究內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定量分析、實證研究,結構方程模型、DEA、因子分析、層次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得到普遍應用。

1.2當前科學學學科發展面臨的障礙

明確的研究對象、範圍、理論體系、規範以及固定的研究隊伍是學科形成的基礎。縱觀我國科學學發展曆程,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低潮期的出現與學科研究對象和屬性的模糊有著密切關聯,研究問題的日趨龐雜從內部動搖了科學學研究的理論根基,使得衆多研究人員對科學學究竟是一個學科還是一個學科群存有較大困惑。此外,不少學者指出我國科學學研究還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孤立、經驗、定性的傳統方式上,以問題爲導向,一事一議的分析多,科學思想和方法上的系統性和基本共識不足。以方法和數據爲基准的實證分析少,研究主題與方法的匹配上也較爲混亂。盡管應用研究是主要領域,但由于理論和方法的薄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質量的提升。學界研究的興趣和投入越來越向産業經濟和管理領域集中,關于科學自身的研究在不斷衰退,學科間交叉融合日益向單一或少數領域部類集中,研究多樣性在下降。在研究群體上,跨單位的合作較少,合作關系也並不緊密。總體而言,以庫恩的範式變革理論來衡量,我國科學學正處于蓬勃發展期,但由于缺乏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範式,距離常規科學階段還有較大距離。

2、近年來科學學學科發展的國際態勢

近年來,國際科學學研究在理論、應用以及政策管理三方面呈現出系統化、融合化、科學化的特征,理論研究的拓展、科學計量學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學的興起均揭示出理論、應用及方法三個層面之間呈現出相互交融、滲透、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重要趨勢。

2.1科學學理論的拓展

關注科學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是理論研究的重要拓展,無論是科學技術學(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STS)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提法都反映了這一趨勢,從科學拓展到技術與創新等領域,同時以科學、技術、知識、創新及其整體關系爲核心主體,將科學研究、技術創新與社會進步緊密關聯起來。金融危機後對科學價值的認知趨向廣泛化、多元化,社會問題驅動下的科學研究導向十分明顯。科學理論研究正逐步形成一個更爲連貫的領域,采用演化經濟學框架,以創新過程交互以及創新體系爲核心,試圖回答新時期創新的行爲基礎是什麽,如何理解技術開發、采納和擴散,以及科學和創新共同體怎樣形成和演變。理論研究這一新趨勢在實踐中的影響已充分顯現,2013年美國科學院發布的《國家與區域創新系統的最佳實踐:在21世紀的競爭》報告將創新生態系統看作是構築國家競爭力重點所在;同樣,歐盟《開放式創新2.0》也認爲新的創新範式是從創新生態系統的視角出發,並提出基于“政府(公共機構)—企業(産業)—大學科研—用戶(市民)”的四螺旋模式。這些都顯示出新的科學學研究範式正在興起。

2.2科學計量學的深化

伴随着知识频谱(CiteSpace分析软件)、数据挖据(Vantagepoint)、社会网络(Ucinet或pajek)、科学覆盖图(science overlay map)等分析软件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以及与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得到不断深化,并渐渐发展成科学学中的一个最具特色的学科。首先,引文的分析单位逐步从传统的文献单位拓展到知识单元内部如章节,除了科学文献、专利、网络外,科技外交年鉴、法律条款、地方志等也都成为研究对象。其次,信息可视化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占主流位置,对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定量研究以及对科学知识及其演化的可视化分析都成为重要新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Atimetrics(替代计量学)研究的兴起,区别于传统科学计量学以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为主要分析源,Altmetrics受公众科学等思潮及大数据技术的影响,试图把科研成果影响力的产生环境从传统社区扩展到普通公众,除引文外,还将数据集、软件、著作权、算法、灰色文献和幻灯片等研究产品都纳入分析范围,寻找科学研究更真、更全社会影响。相应地,Altmetrics对学者声誉的考评也超越了传统引文指标的范畴,构建了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新框架。

2.3科技政策學的興起

科技改策和管理方面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科技政策學的興起。2005年,時任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的Marburger博士不滿于已有科技政策研究支撐不力,科技政策制定缺乏科學依據的現狀,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第30屆科技政策論壇上提出了科技政策學的構想;經過近6年的努力,2011年美國政府和學界出版了《科學政策學手冊》,整理了科技政策學的理論框架、方法體系、數據基礎以及事務方面的內容,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學科。類似地,2010年,日本在“第四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1-2015)”預備稿中也提出要推進“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學”。

發達國家科技政策學的興起,可以說是近十年來科學學研究系統化、融合化、科學化趨勢的集中體現。首先在系統性上,科技政策學強調科學服務于國家發展,注重短期與中長期、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比如2008年美國發布的科技改策學路線圖,就提煉出了三個主題和10個關鍵問題,這三個主題分別是科學和創新活動的理論模型、科技投資決策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政策學滿足國家優先戰路需求。其次,在融合性上,科學政策學試圖建立一個包含科技政策研究者、科技政策決策者以及利益相關者在內的共同體,尋求對科技政策範式的更高程度的理解。這不僅可以整合從事政策學研究不同學科的研究能力,也可以促進政策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的溝通,通過對話、合作機制,實現科技政策不斷優化。再次,在科學性上,科技政策學強調建立數據平台、分析模型和展示工具等,推動定量化、精細化。一方面利用多源數據和各種分析工具對科技投資的價值進行分析,爲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科學決策依據,另一方面也對科技産出及其經濟社會影響實現動態跟蹤,增加科學決策的透明度和社會公衆對科技政策的信任度。比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與創新政策學”項目支持的研究人員就開發了研發儀表板,通過網絡在線定量展示聯邦政府研發投資的産出和效果。

3、我國科學學研究需要關注的若幹重點領域

國外科學學研究的系統化、融合化、科學化發展中反映出一個事實即受經濟競爭、科技變革、公衆意識提升等因素的影響,當前的科學研究正越來越多“卷入”與社會、公衆及政府的關聯,在實踐中探索“創造性和解”。這種“卷入”爲科學學研究帶來很多新話題的同時,也對學科體系獨立性帶來較大挑戰。

3.1關于科學學的學科屬性、理論框架及研究對象

這是科學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近40來中國科學學界一直在討論但始終沒有形成共識,到現在關注的人越來越少。這裏之所以將其作爲第一個問題提出來,是因爲這是科學學能否作爲一個學科繼續得到生存發展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正如普賴斯曾經所說,“同任何一門科學一樣,“科學的科學”如果把那個應用目的作爲自己的主要目標,她將會破産”。1997年“科學學和科學管理”之所以被並入不設二級學科的“管理科學和工程”,與科學學學科屬性不明、理論框架不全和研究對象模糊有著密切關系。對此,科學學界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在廣泛研討基礎上就學科屬性、理論框架和研究對象等盡快達成共識,形成明確的知識內核,爭取在下次學科調整中能夠單獨成爲一級學科;同時對當前的科學學熱進行冷思考,我國科學學研究進人一個新熱潮的判斷主要是基于《科學學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及相關期刊發表的文章得出的結論。如果仔細分析這些文章的學科歸屬,諸如以“産業集群”、“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企業”、“對策”作爲關鍵詞的研究很難被認爲是科學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3.2關于當代科學技術體系、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的研究

這既是科學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認識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性問題。從20世紀末以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新興技術迅猛發展,科學與技術之間、學科之間交叉、綜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從總體上看,正從信息時代走向生物時代,從科學、技術獨立進步走向科技協同創新的新時代。正如王渝生教授所指出的,某一重要領域的突破性原始創新,都可能會爲新科學體系的建立打開空間,引發新的科技革命。而上述任何一個領域的重大技術突破,都有可能引發新的産業革命,爲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引發新的社會變革,加速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進程。當代科學研究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學科結構交叉、融合的趨勢怎樣,應用于技術創新的理論和方法是否可應用于科學研究,科學研究與創新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之間的互動過程如何進行,都需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因此,迫切需要科學學界對此進行深入系統的梳理研究,爲科技組織管理、制訂科技戰略和政策,以及高校學科設置提供理論依據和科學指導。

3.3關于當代科技活動的組織管理及其體制機制研究

隨著以互聯網爲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爲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新特征新趨勢,當代科技活動的各個方面,比如,從R&D活動的主體到科研活動的對象範圍,從科技經費的來源到科技活動的平台載體建設,從科技知識的生産、管理和傳播到科技活動的空間分布,從微觀科研活動的組織管理到宏觀科技管理體制機制,都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明顯變化,越來越多的研究提出“人群科學”,“公民科學”,“網絡科學”或“大規模合作科學”等概念,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也開始注重與公衆社會的交流。公衆在理解科學研究議題的過程中也逐步從較關注傳統媒體和受衆轉向關注傳播者、科學家和受衆三方的互動過程。這都需要科學學研究揭示變化的方向、趨勢和規律,並就如何建立與這些已經變化或正在變化的各個方面相適應的科技活動組織管理體制機制提供理論指導。比如網絡上科學交流過程的重構(包括平台、媒體、資源、文獻、工具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爲實現開放科學所需制定的標准、規則和模型等等。

3.4關于科技與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制度等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內在機理研究

過去40年,中國科學學界不少AG真人平台,曾經在學術界有過較大影響,對學術進步和黨政決策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趙紅洲的科學中心轉移規律和科學能力學,劉則淵、王海山的哲學革命、社會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順序說等等。以後者爲例,該文用統計方法分析和揭示了一個國家哲學高潮形成的思想解放是該國家成爲科學中心的原因之一,進而提出,在一個國家內總是按照哲學革命、社會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順序一浪推一浪、一浪更高一浪地發生和發展的。這一觀點在當前國內學術界是很領先的,即使放在國際學術界也不落後,經濟學中的相關觀點是由新制度經濟學領軍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以及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提出的。遺憾的是,由于我國科學學沒有形成自己研究規範和分析框架,再加上後來學者沒有就這一問題繼續深入研究下去,導致這一成果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受到大大限制。科學學界還有許多類似例子。因而要再創輝煌,不僅要在學科建設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取得共識,而且要加快完善並運用科學學自身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特別是要深人入挖掘過去40年AG真人平台,結合當代科學技術與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制度體制相互作用規律及其內在機理研究,力爭推出一批獨到、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能夠得到全球學術界公認。

結論

我國科學學研究伴隨科學的春天到來而迅速興起,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設科技強國,這爲科學學研究的振興再一次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然而本研究認爲,我國科學學研究經曆繁榮、低迷以及重振三個階段至今,仍然面臨著研究分散、理論弱化、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系統性不足等困難和障礙。比較之下,國外科學學研究因順應當代科技發展新趨勢,總體呈現出系統化、融合化和科學化趨勢,理論科學學的拓展、科學計量學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學的興起都凸顯了科學學研究正越來越多“卷入”與社會、公衆及政府的關聯。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學學科建設要保持獨立性、形成影響力,必須要加強在科學學學科屬性、理論框架及研究對象、當代科學技術體系、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科技活動的組織管理及其體制機制以及科技與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之間相互作用規律等重點領域的深入探討。通過加強不同層次研究的有機互動,形成服務于本土創新以及兼具國際影響力的基礎理論、方法論以及政策應用學,進而爲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盛世豪,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徐梦周,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本文首刊于《科學學研究》2018年第12期,作者授權三思派發布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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