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科研學術  〉 業界聲音

李正風: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幹問題

發布時間:2019-02-20 發布來源:AG真人在线

 


科研誠信近年來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最近,由中國科協和清華大學共同發起成立了清華大學科技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旨在研究當前中國科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以及應該采取何種態度和方式去看待、治理這些問題。國家層面,2007年由科技部、教育部等相關部委建立了科研誠信建設聯席會議制度,近年來,我國科研誠信制度不斷完善,國家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

 

“科研誠信”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一)科研誠信是個人道德和社會倫理問題

關于科研誠信,很多人會將其理解爲道德倫理問題,因爲誠信長期以來是倫理上的要求,但首先應區分道德和倫理兩個概念。道德是個人對應該如何做事的主觀認知水平,並將這種主觀認知水平落實到自身的行爲方式上。老子《道德經》中“道生之,德畜之,……尊道而貴德”是指一個人認識到自然和客觀事物發展變化規律,從而使自己的行爲受到某種自律、約束,使自己的行爲更加正當。而倫理是如何處理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之間關系的問題,是一種社會規範。這種社會規範往往是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把一些好的實踐積累下來,從中提煉出做事的一些規範性要求。如果社會上每個人的道德水平都提高了,它所建立起來的倫理規則就會建立在一個比較高的倫理立場上。

討論科研誠信要有一定的倫理立場,主要的倫理立場有功利論、義務論、契約論、德行論等,誠信在不同倫理立場下的意義是不同的。比如,功利論評價行爲是否正當,主要看行爲後果,行爲後果如果帶來了幸福,這個行爲就是正當的。但爲了避免每個人不擇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倫理學家指出我們要追求的不只是當事人個人的幸福,而是對所有可能相關人的最大的幸福,稱之爲最大善、公共善。按照功利論的立場,判斷行爲是否正當,會比較這個行爲帶來的好處和風險,今天討論很多科技界的事情都是基于功利論,比如換頭手術、基因編輯嬰兒等。在功利論的立場上,善意的謊言是可取的,因爲可能帶來善、帶來好的結果。比如,當前的高校評估要求檢查學校十年以前學生作業,但由于年代久遠作業可能遺失,爲應對檢查只能後期補,這是不是不誠信?再比如,爲完成一流學科評估的考核指標,把一些不相關的獎項或所謂“有帽子”的人填到考核表格中,是不是不誠信?所以在功利論的立場下,誠信的問題很難談清楚。

義務論是指行爲本身是有道義、有倫理意義的,有的事情不能做,比如撒謊,從義務論的立場,誠信是內在要求;契約論講求忠誠,要忠實地履行契約,誠信是契約論的重要要求;德性論是指一個有德行的人應該是可靠、誠實的。因此,當我們理解科研誠信時,在倫理立場上要超越人們最經常采用的功利論立場。

此外,社會道德倫理水平對不誠信行爲的容忍度非常重要。從上海交通大學的陳進“漢芯造假”事件,到今天基因編輯嬰兒,能否制定一個讓社會普遍接受、有比較明確處罰手段的規定,直至上升到法律,這和社會整體的道德倫理水平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二)科研誠信是科學建制的制度性要求

16、17世紀發生的近代科學革命對人類曆史具有重要影響,牛頓等一批科學家所建立起來的經典力學對整個社會的進步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但牛頓的出現不是産生變革的原因,而是結果。其中關鍵是社會上形成了一種知識生産的新方式和新制度,而且將整個人類文明體系建立在這種制度上,這就是科學建制。科學建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爲社會源源不斷地生産可靠的知識。由于知識的可共享性,科學建制和以往的社會建制不同,可以把個人的智慧彙聚成集體的智慧。而要使科學建制真正把特點充分發揮出來,就要求每個人提供的知識是可靠的。如果在虛假的知識上開展新的研究,知識大廈的基礎就不可靠,所以科研誠信對知識生産的質量控制非常重要。科學建制形成的過程中也衍生出一系列與質量控制相關的制度設計,比如同行評議、批判精神等。

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著的《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一書對科學建制形成的社會過程有很好的分析,其中他提到過但是沒有充分展開分析的一個方面,就是科學建制在英格蘭的出現或者更廣義的在西歐出現,和當時英國崇尚誠信的紳士文化是分不開的。紳士不在于地位多高、爵位多麽尊貴,更是一種品質,其中誠信是重要方面。

?三)“科研誠信”是知識社會的公共政策問題

如今,我們真正進入知識社會,知識社會不僅是從事知識業的人多了,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運行的方式和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工業社會中,科學共同體、科研部門等知識生産機構占很小比例,或者是相對獨立的,和社會有較遠距離。而當前,知識生産的活動彌散在整個社會中,科學共同體和非科學共同體的邊界不斷模糊,科學共同體自律和自治的軟約束力有所下降,有些科研不端行爲超出了科學共同體自治的範圍。比如,科學共同體實際上默認了學科評估帶來的機構性造假,因爲這關系到機構的科研資金投入。

同時,由于科學研究依賴政府的公共投入,政府需要對納稅人負責。以前政府對科學共同體的態度是充分信任。但現在科學共同體必須對知識生産的效率和質量進行解釋,闡述公共資金使用的合理性。因此科研誠信問題逐步成爲政府公共管理的一個方面。有些科研不端行爲需要政府的強制性約束,有些科學不端行爲則是由不合理的政策所引發的。

 

 

當前科研誠信建設面臨什麽挑戰?

 

 

?(一)科研誠信倡導什麽、反對什麽

科研誠信不只是一種底線思維,不是讓人變成一個平庸的忠誠人,更蘊含一種更高的目標,即如何高效地生産高質量的知識,同時要讓知識能夠造福人類。所以在科研誠信文件起草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目標要多元化,低層次目標是至少不能犯剽竊、編造、篡改的“三大罪”,高層次目標是追求如何促進原創性知識的不斷出現,如何讓這些知識能夠真正地造福人類、造福社會。

科研誠信反對的學術不端是什麽?如何界定不端行爲?各個國家對學術不端行爲的界定有很大分歧,在法律、指南等不同層次上的概念內涵和外延也多有差異。這是由于各國社會道德倫理水平的不同、治理的目標不同、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有些國家特別是歐洲的一些小國整體的誠信、社會信用程度很高,已經很少有科研“三大罪”,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的問題還有科學資源善用的問題,以及可能影響高質量的知識生産所出現的一些其他問題,所以其學術不端行爲的邊界正慢慢變化。有些學術團體認爲,除了“三大罪”以外,還應加上其他嚴重背離廣泛認同的研究行爲。比如,丹麥列舉了9種科研不端行爲,將非法轉讓著作權、意在誤導的資助申請、有選擇的公布或隱瞞研究結果都包括在內,比如學生撰寫的論文,導師在沒做貢獻的情況下要求署名,就屬于非法轉讓著作權。《澳大利亞負責任的科研行爲規範》當中列舉了違背澳大利亞研究行爲規範的科研不端行爲。許多原本歸屬于科技倫理、研究倫理範疇的概念,如關于生命倫理的若幹規定,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引入科研不端行爲的定義之中。

?(二)科研誠信內涵的拓展

科研誠信的內涵有一定程度上的拓展,包括從典型的不端行爲延伸到不當行爲,從認知上的“誠信”到“善用”上的誠信,從科研的關鍵環節延伸到全活動周期。

從科研不端行爲延伸到科研不當行爲。第一是數據的不當使用,在僞造和篡改這兩種典型的科學不端行爲的邊界,是關于數據的不當使用。第二是違反科研規定,比如忽視材料處理政策的細節,運用一個項目的資金完成其他項目等。第三是不當的同行關系,比如通過與論文研究無重要關聯的特殊服務或貢獻獲取署名,在沒有對論文作出重大貢獻的情況下被列爲作者。此外,還有不正當的師生關系,以及基于産出壓力的不當科研等。

從認知上的“誠信”到“善用”上的誠信。實際上,基因編輯技術在應用過程中的有些問題不是誠信問題,甚至有時誠信可能不是最主要問題,由于實驗中受試對象可能被清楚的告知將使用目前最可靠的基因編輯技術,而且研究者也掌握了最可靠的基因編輯技術,不存在欺騙行爲。但重要的是該不該做這類實驗有誠信之外的倫理問題,如可能帶來的對人類未來的影響,以及對受試者未來可能産生的風險,這都需要在更大範圍、更長時間的社會磋商才能有更准確的認識。當然,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中也會涉及到誠信問題,比如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對基因編輯可能産生的各方面後果的信息披露有可能是不誠實的,他們往往只告訴受試的對象有哪些好處,像終身免疫艾滋病病毒、不會遺傳等,但他們可能沒有告訴試驗者潛在的後果,比如基因敲掉以後可能出現獲得其他疾病的風險。

從科研的關鍵環節延伸到全活動周期。以往科研誠信問題更突出地反映在研究和發表方面,比如僞造、篡改和剽竊這三大罪主要集中在這些環節。但現在人們開始從科研活動的全周期來發現和規範可能出現的不誠信行爲。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科研誠信的文件都是在全周期的考慮問題。科研誠信的內涵,實際上是在不斷地拓展。

?(三)科研誠信建設面臨新挑戰

科研不端行爲出現新類型。2015年41篇論文撤稿事件發生後,針對這一問題科協組織了專門調查,對幾乎每位作者都進行了訪談調研,突出體現了兩方面問題。其一,是第三方機構在科研過程中的深度介入,包括代寫、翻譯、發表等環節,都不同程度地提供市場化的有償服務,發表在不同影響因子期刊上的收費標准也有差別,已然形成了嚴密的産業鏈。其二,是第三方機構如何逃過嚴格的同行評議。國外期刊在同行評議過程中,往往會讓作者推薦2-3名可以擔任同行評議的專家名單,這在國際學術界是傳統慣例。相信作者是誠實的,也相信提供的專家是高水平的,之所以由作者自己提供是因爲研究具有特殊性,只有作者最熟悉自己研究領域內的專家,最能夠提出建設性意見。但是這種傳統的信任應用到中國的第三方機構時發生了變化,機構給對方提供詳細真實的專家信息,但卻提供新注冊的郵箱地址,雜志社將稿件通過這個郵箱地址給這些專家,實際上是回到了第三方機構,第三方機構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同行評議意見,再反饋到雜志社,這就是虛假同行評議的整個過程,暴露了科研誠信中的新問題。

科學不端行爲和科研倫理問題交織在一起所形成的新問題。非常典型的就是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涉及到多處和科研誠信相違背的事實。比如,2017年1月份賀建奎曾經在科學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現在基因編輯技術還有五大安全性問題沒有解決,而且指出如果這些安全性問題沒有解決,把基因編輯技術應用到人類胚胎上是極不負責任的,但是2017年3月賀建奎就已經開始正式地展開了基因編輯嬰兒的實驗。科研倫理問題和科研不端行爲非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還有知識社會中公共治理體系的問題,都是科研誠信建設面臨的一些新挑戰。

 

 

我國科研誠信建設的問題與對策

 

 

?(一)如何判斷我國科研誠信建設的狀況

從曆史的、客觀的態度看,我國對科研誠信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進步顯著。科研誠信成爲公共政策話題,而且國家和地方不斷地出台與之相關聯的政策和文件,使國內的科研誠信建設治理體系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來。科研誠信的教育也在全面推進,比如清華大學的本科生、研究生都有科研規範課,用以培養學生的科研誠信。全國層面,中國科協組織了一系列科研誠信道德建設宣講活動,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爲加強科研誠信教育編寫了《科研誠信知識讀本》,制度體系也在不斷改進。更重要的是社會容忍度不斷降低,有些機構發布科研不端“零容忍”的公告。

但是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仍然集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突出、影響惡劣的事件,尤其多發在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比如,2015年和2017年兩次大規模撤稿事件,都發生在臨床醫學領域,再如2016年韓春雨事件,以及2018年的賀建奎事件,這些事件在國際上都産生了很大的爭議,産生惡劣影響。導致這些嚴重事件的重要原因是懲處乏力,深層次的制度根源沒有根本改變。盡管國家對于科研治理頻繁地出台相關文件,而且文件出台層次越來越高,決心明確,但是任務依然很艱巨。

?(二)突出問題有哪些?

我們可以通過幾對案例進行比較分析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一對案例是韓國的黃禹錫案例和中國的陳進“漢芯造假”事件,黃禹錫受到了刑事處罰,包括挪用國家科研資源,違反生命倫理法,通過這些法律規定其實對他進行刑事處罰。而陳進僅僅只受到行政處罰,即上海交通大學撤銷了他的教授職位和長江學者稱號,相關資助他的科研部門,包括發改委、科技部追回剩余的科研經費,但是實際上科學界對處理結果並不滿意。

另外一對案例是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和中國的韓春雨事件,前者發生在2014年,後者發生在2016年,性質相似,都是研究者宣布擁有世界領先的科研成果。小保方晴子從事基因幹細胞研究,號稱她發現了制備萬能幹細胞的方法,韓春雨宣稱自己找到了一種基因編輯的新技術。二者都産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一個發表在《科學》,一個發表在《自然》上。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科學界無法重複實驗,于是責成所在機構進行調查和處理,但結果卻不一樣: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選擇讓小保方晴子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下,在一段時間內重複自己的實驗,實驗能重複出來就認爲科研成果沒有問題,但小保方晴子沒有重複出其實驗結果,因此被認定爲學術造假;同樣,韓春雨事件到目前爲止的結論也是無法實現重現實驗成果,但是沒有發現學術不端的行爲,所以在性質上被認定爲意外的錯誤。雖然實際情況不得而知,但這件事情對中國科學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此外,通過追蹤調查發現,小保方晴子和韓春雨都有不誠實的先例:小保方晴子在早稻田大學做博士研究時,在博士論文中有剽竊和僞造的證據,韓春雨則被發現曾經有過代寫論文的行爲。

爲什麽無法做到嚴厲懲處?爲什麽無法制定相關法律?爲什麽違規成本始終很低?誠信與高質量誰來判斷?科學共同體在其中是不是發揮了作用?機構性的“學術不端”爲什麽漸成潛規則?量化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機制是否已經成爲誘發不端行爲的制度性因素?政府應該怎麽樣在科研誠信建設當中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對于科研不端行爲,德國進行協同的法律處罰:根據《公務員法》可以處以罰款、減薪、降職、開除公職、減少或取消退休金;根據《勞動法》可以記入人事檔案、解除合同、解雇;根據《高校法》可以取消學位、學銜;根據《民法》可以禁止出入某些場所,交出剽竊資料,消除侵權後果,返還獎學金和科研資助費;甚至《刑法》中也有關于侵犯個人生活領域和個人隱私,危害他人生命或侵害他人身體,財産犯罪,僞造文書和技術材料,侵犯著作權等法律規定。

在我國的相關法律中,嵌入與科研誠信相關聯的法律條款並不困難,在一定意義上也不需要一部專門以科研誠信爲主題的法律。但目前的實際情況卻並不樂觀,原因之一是整個社會道德倫理水平的提高需要時間,畢竟制定這種法律需要社會道德倫理底線達到較高水平;原因之二是在法律的公正性要求下,很多利益相關者不願意由法律約束自己的行爲,會認爲法律在無形當中成爲一種阻礙,喜歡就事論事,涉及到自己的時候就會想辦法找退路,這種心態使得在社會中建立公平、嚴肅、嚴格的法律法規比較困難。

科學共同體的“權力”讓渡問題

我國目前過度依賴量化指標的評價模式,意味著科學共同體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學術評價的主導權。“權力”被讓渡可能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學術評價過分與資源分配挂鈎,學術評價的主導權等于資源分配權。或者資源掌控者放棄資源分配權,或者科學共同體讓渡學術評價主導權。事實是資源的掌控者不願意放棄資源分配權。第二,科學共同體被認爲不是負責任的主體,行使責任重大的學術評價時不被信任,因此其權力被“剝奪”或被“部分剝奪”。第三,科學共同體水平較低,學術評價能力不夠,不能真正進行質量控制和進行合理的激勵。

而權力讓渡的結果,則是學術評價的主導權掌控在資源分配者手中,或者把學術評價的主導權讓渡給無責任主體的“第三方評價”,造成的兩種結果:一種是行政幹預學術,一種是量化指標主導,由高水平國際期刊代行“第三方評價”職能,讓無邊界的學術引用率成爲質量和貢獻的標度。看起來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實背後隱含的問題很大。

?(三)應該采取的對策

一是要讓科學共同體成爲學術評價的真正主體,改變評價與資源分配之間的關系,重建對科學共同體的建設性、成長性信任。如果不能將此作爲長遠目標,中國的科學共同體將很難在整個科研誠信建設中既充當主要行動者,也承擔主要的責任者的角色。

二是要調整政府的作用,建立嚴格的法規體系。如今,低廉的違規成本已經對中國實現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目標造成了障礙,建設嚴格法規體系的條件已經成熟。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地介入到學術的評價中,而是要監管科學共同體行使職責。還有就是完善公共治理體系,比如進一步完善科研誠信辦公室、倫理委員會等公共政策機構,政府要在這個體系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專家介紹

李正風,哲學博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科院學部-清華大學科學與社會協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科技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曾擔任《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起草組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修訂專家起草組成員,科技部科研誠信辦公室專家組成員。

 

本文根據李正風教授在AG真人在线的報告整理,經李正風教授審定發布。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觀點。

分享到:

版權所有?AG真人在线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525號技貿大廈10-11樓    電話:(021)64381056

传真:(021)64381056   Email:siss@cn-yasheng.com    邮编:200235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1155号